《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精装花口本！“工匠研究教父”阿尔弗雷德·F.扬的经典之作，聚焦技工、主妇等“门外之民”，呈现美国革命的另一面。

“重要人物”：波士顿女性与美国革命，1765—1776年（节选）

虽然至今还没有哪位学者试图对波士顿妇女的社会图像进行描绘，但其大致轮廓在最近对社会结构的整体分析中已经有所暗示，尤其是加里·纳什的研究。目前据我们所知，殖民地时期结束的时候，可以这样概括波士顿妇女的情形：相比其他城市，波士顿的妇女数量尤其多。其中包括大量的寡妇，而且多数都很贫穷；向妇女开放的职业，不管她是单身女性、寡妇，还是老姑娘，都非常少；妇女生活在一个视不平等为常的社会，城市的大部分人要么生活贫困要么处于贫困边缘。
波士顿的女性比男性多700人，甚至更多。在1765年统计的15220人中，有3612个成年白人女性和2941个成年白人男性。在16岁以下的白人儿童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大体相当—分别是4109和4010。城市的寡妇数量很大：1742年是1200人，1751年是1153人，1765年可能是700人。在海边城市，寡妇比内陆城镇多，相当数量的男人靠海为生，在海上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波士顿的寡妇主要是因为1740年到1763年英国同西班牙和法国开战，马萨诸塞的男性尤其是波士顿的男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波士顿也是吸引马萨诸塞东部“流浪穷人”的地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单身女性。
波士顿由女性当家的家庭数目很大，在1765年的人口普查中，2069个家庭中，这样的家庭可能占500个上下。可以推测，这些家庭的大多数当家女性都是穷人。1748年，估税员统计有1153个寡妇，其中有一半被认为“非常贫穷”。在1751年估算的1200个寡妇中，有1000个“生活条件简陋”。只有一小部分当家女性是纳税人。1771年的纳税单不太完整，但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份那个时代的税单，上面显示在2106个纳税人中只有186人是妇女，约占总数的9%。经纳什调查，从1685年到1775年的经过认证的遗嘱的数据也指出了同样的结论。在2767份遗嘱中，334份（12.08%）是寡妇留下的，93份（3.365%）是老姑娘留下的。在1775年的殖民地后期，53.2%的寡妇死时只有不超过50英镑的财产，生前生活贫困；只有2.8%的寡妇拥有400英镑以上的财产；另外10.1%的寡妇拥有201~400英镑的财产，可以让她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波士顿的富裕寡妇很少。
无论作为当家女性的寡妇或老姑娘，还是劳动阶层男性当家的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女性如何谋生？事实上向女性开放的职业范围是非常狭少的。波士顿是个海港城市和首府，也是商业枢纽，其繁荣有赖于进出口贸易，其财富来源于商船、码头、仓库、存货和不动产。制造业尚处在工匠制造阶段。贸易的主要分支包括海上贸易、建造和安装船只、建筑业以及为当地消费者市场提供服务的贸易。更何况，到1765年波士顿曾经繁荣的经济已经疲软了一个多世代。主要城市中，只有波士顿的人口在18世纪中期几十年中呈缩小之势。
虽然有少量女性在男性行业工作，但是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仅仅是在丈夫或者父亲死后，以妻子和女儿身份接替他们的工作。在那些居家工作的行业中，女性经常是丈夫的“帮手”，但这显然不适合海上或者建筑业男性的妻子。费城的报纸广告表明了寡妇在很多不同行业继续其丈夫的工作，这种情况在波士顿则很少见。波士顿的手工艺女性似乎集中在完全女性化的行业中，尤其是成衣业，在这里，她们负责裁缝、曼图亚制作（即美装）、女帽制作和手套制作。老姑娘和织工的职业在城里很少；与乡村情况不同，城里的女性通常不参与家庭纺织品的生产。大量妇女在护理业工作，充当护士、助产士、奶妈和女教师，后者在家里开办妇孺学校，教学前儿童读书识字。相当数量的妇女售卖货物和为他人提供服务。她们是店主、小零售商，用少量的资金和库存可以在自己家里开店，是获得城镇经营许可的客栈和酒馆老板，也是在市场摆摊的小贩或在城镇兜售商品的推销员。处于女性职业阶梯最低端的是家庭仆人、洗衣工和普通劳动者。在全城只有300个女奴和几乎没有契约仆从的情况下，家庭仆人中人数最多的可能是穷人的女儿。不受人尊敬的职业则是妓女，随着港口水手和学徒等常客因为几支英军部队的出现而猛增，妓女的数量也在增加。
纳什指出，大量的波士顿家庭靠提供寄宿维持生活。波士顿单个家庭单元的人数比纽约或者费城高出50%。波士顿的比例是每户9.26人（1765年），费城是每户6.26人（1760年），纽约是每户6.52人（1753年）。许多妇女会非常赞成女教师萨拉·奥斯本（Sarah Osborn）的话，“能让我们勉强生存的不过是几个寄宿者而已”。
很少有女个体经营者能获得男性工匠、店主和商人企望的“能力”或者“独立地位”。帕特里夏·克利里（Patricia Cleary）在对波士顿的“女商人”—售卖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以及从英国或者美国批发商手中赊账购买商品的零售商—进行调查研究后，确认了1745年到1759年间有41个女个体经营商，从1760年到革命期间有64个。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人。其中多数是寡妇，许多人取得了成功，生意能维持10多年。但即使这些人中，也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书写，像其中最成功者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erry）一样，她能够“如我所愿地生活、做事”。
伊丽莎白·默里是一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女性。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她移居到美国的时候携带了大量干货，在波士顿成为一个成功的零售商，后来嫁给一个商人兼船长，却很快成为寡妇，后又以一份罕见的婚前协议再婚。这份协议既保障了她管理自己带入婚姻的财产权，也保障了她管理一个大定居点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寡妇产权。以此为基础，她赚取了一笔小财富。在约翰·科普利给她画的肖像画中，她身穿丝绸和天鹅绒的服饰（正如一位年轻女性记忆里的），“气质庄重、举止优雅”，“思想活跃”，“精神饱满”。
默里也帮助其他女性获得独立。她帮助两个年轻的孤儿安·卡明（Anne Cummings）和贝琪·卡明（Betsy Cummings）在一个小零售店工作，她们对这位“善良的导师”充满感激，“她让我们除了自己，不依赖任何人”。她帮助一个叫雅内特·达伊·巴克莱（Jannette Day Barclay）的私生子创办学校。“没有帮助，没有朋友，几乎一无所有”，巴克莱写道，“我失去了希望，无以为生”，是默里的行为“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让世人看到了我的价值”。默里没有孩子，她把她的侄女像亲生孩子一样抚养，提倡“一种有用的教育”。“相比这个时代华美精致的人，我更喜欢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书写和记账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那么“有多少家庭因为不懂记账的女人而毁灭”？她的一个侄女感谢她“给予我至今没有泯灭的独立精神”。无论单身还是丧偶，波士顿很少有女性，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当家女性依赖对贫困的救济。要求救济的穷人的数量，包括男女，一直都让镇长们震惊。1757年，救济所报道称，“由济贫院内或院外全部或部分救济的穷人将达到1000人”。济贫院的收留人数—原本为病患年老残疾之人的室内救济—从1759年到1763年的每年93人增加到1770年到1775年的每年149人（有个冬天将近275~300人）。大多数依赖救济的穷人—多数是女性—居家度日，接受院外救济。一家救济所关于1769—1772年的记录显示，两个选区大约有15%的户主靠救济生活，意味着这样的家庭在整个城市有500到600家之多。
波士顿为数众多的贫困女性的独特之处是，她们坚决拒绝让她们感到羞辱的救济形式。贫困潦倒的妇女坚定地认为，接受家庭救济是一种权利。一位到波士顿的游客揭示了“拒绝”后面的价值观：救济所“小心翼翼地公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偷偷地给他们救济品，不让邻居们知晓”。妇女都坚持认为，她们不应当以去济贫院或者工厂工作的方式接受救济。1739年开放的一家大型砖房济贫院里雇佣的大人小孩按照严格的制度捡拾麻絮、梳棉、纺纱，人数从来不会超过50人。18世纪50年代由私人投资公司兴建的生产亚麻布的工厂情况稍稍好点。主办方必须建立纺纱学校教授纺纱技能。1753年，他们在波士顿公共绿地举办纺纱展览，“将近300名纺纱工，有些七八岁，有几个是我们中最好家庭的女儿……华丽出场”。主办方从海外输入男织工，并建造一栋大砖楼。到1758年，整个运作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加里·纳什写道，“答案在于大多数妇女儿童不愿意在工厂劳动。她们愿意在家里纺纱……而转移到一个制度环境下，即使只是白天劳动，也涉及新的劳动纪律以及生产责任和生殖责任的分离，它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因此，在抵制英国的前夕，波士顿大量妇女尽管处在依附地位，却坚守着一种道德经济学和个人独立的渴望。

《门外之民：普通人与美国革命》花口本
作者：阿尔弗雷德·F.扬/著，胡翠娥/译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120223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开本：16开
页数：524
定价：148元

目录
第一部分　门外之民
003 /    1 革命时期的技工：
    “用锤子和手，所有的技艺都能站立起来”
087 /    2“重要人物”：
    波士顿女性与美国革命，1765—1776年
139 /    3 涂柏油、粘羽毛和克伦威尔的幽灵：
    英国的平民文化和美国的激进主义

第二部分　折中
185 /    4 保守派、《宪法》和“人民的天赋”
223 /    5 美国革命有多激进？

第三部分　记忆：失去的和找到的
281 /    6 托马斯·潘恩的荣耀与诅咒
317 /    7 自由之路
    在波士顿巡礼美国革命
351 /    8 自由树
    建于美国，失于美国

435 /    索引